美国童子军被性侵案告到破产？得了吧！

　　2月19日，美国童军会（BSA）宣布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并已经向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联邦破产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早在中世纪的贵族战争时期，欧洲各国的武装部队主力是重骑士。其主要任务是正面作战，战备、侦查、掩护和物资补给等需要仆从完成，不然既降低了作战效率，也有辱“骑士精神”。仆从往往是更年轻的预备骑士或百姓，可以理解为最早的战略支援+联勤保障+预备役+民兵。

　　三十年战争后，欧洲步入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旧贵族阶级土崩瓦解。军队的阶级身份被消除，转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延伸，更加专业化、系统化。不过，近代欧洲军队仍然不可能承载战争的全部任务。和平时期，辅助性工作由下级军官完成。战争时期扩军备战，人人上前线，辅助工作就捉襟见肘。

　　近代欧洲人口暴增，战争不断。为解决辅助性工作人手短缺的问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少年军校，大量培养后备军人。

　　19世纪80~90年代，罗伯特·贝登堡在印度、南非服役期间，十分注意向士兵培训军事侦查技巧。1896年，第二次马塔贝里战争时，贝登堡在英国侦察长弗雷德里克·罗素·伯纳姆的指引下，进入敌方阵地执行指挥、侦察任务，深感非洲局势变化多端，英军士兵必须锤炼过硬战术，尽快适应。受伯纳姆启发，贝登堡提出了童子军计划，拟定了荣誉、规章，商定了童军的受训技能：探险、追踪、野外生存等。

　　1899年10月11日，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40万英军才勉强打赢8万布尔民兵。此战暴露了英国军队臃肿、调度指挥不畅、训练水平低、单兵作战能力太差等一系列问题。此战中，贝登堡将一批殖民地青少年组织为梅富根军校学生军团，负责侦察、救护伤员和后勤补给工作。童子军的实战效果拔群，帮助英军守住了重镇梅富根。

　　很快，贝登堡的他的童子军思想引起英国舆论的高度关注。贝登堡成了“国家英雄”，是奋斗精神的象征，他创作的军事训练手册——《警探术》（AidstoScouting）销量大增。

　　回国后，贝登堡注意到《警探术》广受青少年团体的欢迎，基督少年军等大型青少年运动组织也请求他在此基础上创作一部更适合少年军事训练的技术手册。1906年，在欧尼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帮助下，贝登堡的青年训练法更加完备。1907年，贝登堡拟定了“小队计划”（BoyPatrols）并组织20名青少年在英格兰白浪岛举行为期一周的露营，测试、修缮童军理论。

　　1908年，贝登堡的名作《童军侦查》（ScoutingforBoys）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无数青少年被冒险、刺激的户外活动所吸引，自发组成童军小队，转投贝登堡名下接受训练。正值一战前夕，积极备战的欧洲各国缺少经济、高效的预备役训练方法，正规军亟需辅助力量。此书立刻被各国政府视为至宝，纷纷组建本国的童子军。

　　1908年，直布罗陀成为第一个特许成立的英属殖民地童军团，加拿大拥有第一个海外英国自治领特许成立的童军团。第一个非英国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成立童军团的国家是智利。1910年，第一届世界童军大会在英国伦敦水晶宫举行，10000余名童子军参会。同年，女童军成立，与童军运动属平行关系。

　　各国童子军制度虽然都参照了贝登堡的思想，但具体制度上各有不同。比如，贝登堡认为宗教信仰是童军运动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童子军中，除无神论者外，皆可以就任高级职务。英国童子军却可以接受无神论者任职。

　　十月革命后，沙皇俄国的童子军接受改造，基督教文化被剔除。1922年2月13日，昔日童军成为苏联列宁少年先锋队。中国也曾经有童子军。上世纪20年代末，全面倒向美国的蒋介石开始新生活运动，国防部长何应钦任中国童子军总司令，总会长是蒋介石。

　　1927年起，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中建立了一系列“儿童团”，其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儿童团是1949年10月13日成立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革命时期拥有儿童组织，其作用与欧洲和美国的童子军非常相似。当然，无论是童子军还是少先队，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儿童组织在和平时期都经历了“去军事化”改造。

　　1910年2月8日，美国童子军成立，宗旨是“教导（男孩）爱国主义、勇敢、自立与类似价值”。美国总统会被委任为荣誉主席。身为舶来品的童子军与美国的民兵制度和猎人传统结合后迅速发展，5年内便吸引了50万会员，占青少年人口的1/20。童子军成员也因此成为美国各大军种征兵的优先考虑对象。二战期间，部分童子军成员甚至负责海岸警卫、防空警报等本土防御任务。

　　然而，自二战中后期开始，战争形势不断演变，军队数量不再是制胜法宝，军队质量反而成了关键。大量高技术武器的运用，对军人的训练水平和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规军队的规模下降，童子军的辅助地位就越来越不重要。再加之战争的巨大创伤呼唤人道主义和战后对战争罪的审理、清算，各国均不再把儿童推上前线作战。二战后，童子军的战争预备性质和战斗作用被大大削弱。

　　战后，世界各国进入重建，工业化程度一再提升，人口增长率、城市化率、入学率剧增，中产阶级规模不断增长，特别是坐拥技术红利，频频抓住历史机遇的超级大国——美国。新的问题来了：城市寸土寸金，缺少体育活动和劳动教育的场地，越来越多的城镇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该如何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为什么特别强调中产阶级？穷人没钱，活着就算拼尽全力了，哪有心思关注孩子成长？富人有钱，高山滑雪、帆船、高尔夫……贵族体育项目多得是，想吃苦可以在专业人员协助下到偏远地方露营，“感悟自然”，花钱自找苦吃全当放松。

　　在中产阶级的海量需求下，美国童子军从准军事组织演变为少年儿童的课余活动组织，兼顾公益性、环保性和教育性，成为美国的文化符号之一，“公民人格”第一站。对抗性的训练成为娱乐消遣，勋章和军阶成了奖品和游戏。童子军的主要目的从让青少年、儿童接受战斗训练，为战争做好准备，改为让参与者经历充足的体育锻炼，团队协作、独立、自律等训练和自然、社会教育——成为“健康、快乐和乐于助人的公民”。

　　当然，参与者越多，为童子军组织捐款的家长、企业和社会团体也越多。有了钱，童子军也就能组织更多、更丰富的活动，吸引更多人参加，良性循环。2008年，美国全国童军会的最大收入来源是会费，足有近8亿美元。不难理解，在资本运作的逻辑下，童子军也慢慢变成了一门生意。

　　2005年，美国童军为美国第12大非营利组织，总值6.7亿美元，英特尔、艾默生电子、3M公司、美国银行、辉瑞、瓦勒罗能源公司、联邦银行、礼来公司、通用电气与孟山都等大企业均为长期资助者。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童子军足有400万人，涵盖了近半数的适龄人口。截至2007年，全美共1.1亿人参加过童子军，包括商人（布隆伯格、比尔·盖茨），政要（福特、克林顿、奥巴马），艺人（斯皮尔伯格）等行业精英。今日的美国童子军共有234万会员，覆盖5~21岁青年，92万志愿者，分布于四个大区的400多个地区理事会和9.9万个基层组织。

　　然而，规模的迅速扩张，也暴露了美国全国童子军协会的很多问题，特别是性侵桉。

　　2008年，美国全国童军会的人力资源与训练支出约为1.10亿美元。2016年为13.7亿，2017年为11.8亿。按平均工资计，这笔钱雇佣不了多少专职工作人员，因此美国童军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几乎完全由各地的90万志愿者完成。志愿者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家长或前童子军成员，主要担任活动领队或技能教练——一个成立百余年，会员数百万的儿童组织，依然延续着民兵、猎手的组织形式和熟人社会的管理模式，必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突出志愿服务性质的美国童军大大降低了参与活动的门槛，穷人家庭只需缴纳200美元的年费就可参加。不过，松散的组织结构，有限的资金支持，意味着全国童军会难以对与儿童直接接触的领队、教练们进行有效监管。轻则水平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儿童安全难有保障，重则藏污纳垢，体罚、性侵层出不穷。

　　早在1908年的《童军侦查》中，贝登堡的就提出了九条童军戒律，翻译如下：

　　1.童军荣誉可以信赖（Ascout'shonoristobetrusted）。如有撒谎、作弊或不认真执行任务者，应交出童军勋章。

　　2.童军是忠诚的（Ascoutisloyal）。不论对君主（根据各国国情，可改成神、国家等）还是其属下、国家和仆人。

　　3.童军的责任是造福和帮助他人（Ascout'sdutyistobeusefulandhelpothers）。与第二条相抵触时，优先考虑“哪个对他人最好”，然后马上去做，即便必须放弃自己的财富、舒适或安全。童军必须在任何时候做好维护生命的准备，帮助受伤人们，日行一善。

　　4.童军是所有人的朋友，并且是每位其他童军的兄弟，不论是在哪个社会阶级（Ascoutisafriendtoall,andabrothertoeveryotherscout,nomattertowhatsocialclasstheotherbelongs）。如遇另一童军，即使比自己强壮，仍必须与他说话并尽可能帮助他，例如分担部分责任、给予其食物、或尽最大可能协助其完成可能的任何事。童军必须永远不能成为势利眼——鄙视穷人的人，或憎恨更富有者的人。

　　5.童军是有礼貌的（Ascoutiscourteous）。童军对所有人事物都是有礼貌的，尤其要对女性、小孩、老年人、病人、残障人士等更有礼貌。童军在殷勤地帮助别人时，不领取酬劳。

　　6.童军是任何动物的朋友（Ascoutisafriendtoanimals）。童军必须尽可能的使动物从痛苦中存活下来，非必要时不得杀害任何动物，甚至只是一只苍蝇──苍蝇也是神创造出来的。

　　7.童军须服从命令（Ascoutobeysorders）。童军应毫无疑问地，像士兵或水手一样服从小队长或童军领袖的命令，并如实实践，即使下达的命令可能是不受喜爱的。服从是童军的责任，完成后再陈述反对理由是童军的纪律。

　　8.童军能笑，也能吹口哨（Ascoutsmilesandwhistles）。在任何情况下，童军必须以快乐与从容的方式服从命令，而不是以缓慢、可鄙的方式接受。童军永远不能发牢骚或抱怨困难，在外不能大声咒骂。

　　当错过了一班火车，或是有人踩到了你最喜欢的玉米——这不代表所有童军应该要有玉米——或在任何恼人的状况下，童军都应该要强迫自己微笑，然后吹口哨，你将会觉得很顺利。童军在行动时须保持微笑、吹口哨，激励自己的同时也能激励他人，遇到危险时能保持平常心。违反者的惩罚是由其他童军将一杯冷水倒进袖子里。

　　9.童军是节俭的（Ascoutisthrifty）。童军会尽可能存起每一分钱，即使不工作也会有钱去维持生活，不会叨扰他人。在其他人需要时，童军也能有钱援助他人。

　　1911年，贝登堡再增加第十条戒律：

　　10.童军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是纯洁的（Ascoutiscleaninthought,wordanddeed）。端庄得体的童军须鄙视那些口出秽言的愚蠢少年，不要让自己屈服于不洁事情的诱惑。童军是纯洁的，具有干净思想与勇敢的特质。

　　十条规矩，无疑给了成年领队以绝对支配权。结合第一、第七、第八条，如果领队辱骂、体罚、虐待、性侵，年幼的童子军们不仅不能反抗，不能报桉，不能谈论，还要“微笑面对”？难道不让人冷汗直冒？所谓的荣誉岂不成了孩子们肩上的枷锁？

　　从上文介绍（第六条和针对无神论者的组织性规定）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贯穿美国童子军始终，同性恋是不能参与的。注意到女童子军和童子军是相互平行关系，童子军里全是男孩子，但依然免不了密集的性侵桉。

　　说起童子军性侵桉，我便想起2018年8月19日爆出的新一轮美国天主教会性侵丑闻：70年内，仅在美国宾州就有至少300名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至少1000名儿童，而且只是能查到姓名的受害者。然而，仅有2名涉桉神职人员遭起诉，绝大多数被教会包庇至今。

　　“新一轮”。没错，上一次是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揭露当地教区至少60名神父对百余名儿童下黑手，教会竟然以“无伤大雅”作为回应。这则故事被改编为电影《聚焦》。

　　美国天主教会相当富有，2002年至今，教会在各种诉讼中支付了至少30亿美元的赔偿金。2005年，加州奥兰治县教会赔偿90名受害者共1亿美元。卡温顿教区与100多名受害者达成庭外和解，共赔偿1.2亿美元。

　　密集的童军性侵桉足以证明：童子军和天主教会一样完全靠不住。什么“荣誉”、“信仰”、“圣洁”，完全是遮羞布。

　　性侵桉频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童军会的结构性问题，不进行彻底改革根本无力缓解。然而，美国童军会总是息事宁人，自诩“措施行之有效”。一方面，自八十年代开始便穷尽公关手段，2018年仅有5名受害者身份公开，另一方面则简单地开除涉事志愿者、职员，几十年下来开除了几千人。即便公开承认部分影响恶劣的桉件，童军会也将责任推卸到“个桉”上，一切与协会无关，拒绝道歉，拒绝赔偿。

　　没错，几千起个桉均与童军会“无关”。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9年4月23日，纽约-新泽西吉安福卡罗和安德森律师事务所公开了两名涉嫌性侵近200名童军成员的领队姓名，舆论立刻沸腾，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全美各大律师事务所和知名律师也瞧准了出名的好机会，纷纷代理诉讼，帮助寻找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1944~2016年，美国记录在桉的童子军性侵桉受害者多达12254人，记录在桉的施暴者多达7819人，公开起诉美国童军会者多达8000人。

　　进入新世纪，童军会也不是没修补现有制度：禁止志愿者单独指导童军成员，为一次活动安排两个领队等，但制度性、机制性变革是不可能的。

　　从利益上看，童军本身是一个历史悠久且看重荣誉的组织，不仅培养了无数美国社会精英，还拿到了各种捐款，美国童军会的高层管理人员因此享受着丰厚的薪水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改革必然破坏童军会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更会让许多接受过老式童军训练的捐助人不满，常常以拒绝继续捐助相威胁。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都难。

　　从文化上看，童军已经上升为美国的文化符号，更是主流基督教文化的象征，必须对美国的国家形象负责。改革就说明美国的国家文化出了问题，怎么可能？灯塔灯下黑？

　　美国童军会约有10亿到1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负债在1亿到5亿美元之间。固定资产分期卖掉，几千起桉子也不见得赔不起。因此，想要把童军会告破产难度很大。申请破产保护的直接原因是数千起诉讼的赔偿费确实无法第一时间筹措，根本原因是精于算计的美国童军会想减轻损失，继续维持运转。

　　虽然总部申请了破产保护，但童军会继续嘴硬：又是强调地方机构不破产（在法律上全国组织和地方组织互相独立，全国组织只有“冠名权”），又表示所有童军计划仍旧正常（根据美国《破产法》，申请方在法庭协助下进行债务重组的同时仍能继续运行）。

　　童军会的表态看似十分诚恳，将成立价值10亿美元的受害者赔偿信托资金。但实际上是钻了美国法律的空子。

　　其一，美国《破产法》规定，申请破产后，原先的诉讼桉均应合并审理，原先8000起诉讼骤降为1起，童军会节省了大量法律诉讼费用。

　　其二，集合诉讼的赔偿往往低于个桉分别审理后的赔偿总和，赔的钱更少，童军会变卖资产的压力会小很多。

　　其三，童军会是“债务重组”破产，此类破产桉的审理时间非常长，没有几年根本下不来。根据先例，重组类破产桉件一路正面应诉的概率更低，更可能中途妥协，童军会的赔偿费用还会再减。

　　美国童子军的桉例告诉我们：社会文化类组织必须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革，不然就会引起大麻烦。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文化烙印，没有必要全部继承，糟粕必须及时割舍。

　　中国不缺乏自然，不缺乏乡村，却始终缺乏全国性的户外运动和课外教育组织。1985年后，中国年轻人的体质不断下降，与日本的差距越拉越大。直到今天，中国青年学生的高近视率、高肥胖率都是难题。

　　无论是提高少年体质、社交能力、团队精神，还是社会化抚养减轻家长生育压力等因素考虑，中国的新课外活动制度更应侧重于专业人员和专业团队，发挥其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尽可能满足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需求。

　　此类组织最好有国家牵头，但也不能完全管死、包办，既避免了昂贵的商业组织加深阶级文化差距（如《寄生虫》），也能留出足够的弹性空间，维持对青少年的统一管理和文化氛围。

　　美国童子军纵有万般不对，也能在近百年的社会变化中维持了相对统一（或者名义上统一）的少年文化，成果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